1937年9月的蘇州河上盈策略，張帆掛櫓的木船里藏著工廠拆卸的機器。這些運速不高的船只，在獲國民政府的通行批文后，要一路上躲避日軍的追襲，才能先抵蘇州或鎮江，而后轉至武漢。
往前兩個月，“七七事變”后、“八一三”淞滬會戰前，緊張的態勢之下，為確保資源集中供給戰事和避免工廠被收直接資敵，上海的工業內遷迫在眉睫。當時，全國三成以上的已登記工廠都集中在這座遠東第一大城市。
在淞滬會戰爆發前后的背景下，從7月到戰爭收場的11月，短短四個月時間，一場關乎中國經濟命脈的工廠物資內遷計劃如何展開？這是作家、華語文學傳媒大獎獲得者趙柏田最新長篇非虛構作品《生死危城》要打撈的歷史記憶。該書最初刊載于《收獲》雜志，今年8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KEY-可以文化推出。
2025年8月，正值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80周年之際，浙江文藝出版社KEY-可以文化推出《生死危城》。浙江文藝出版社KEY-可以文化供圖
英國詩人柯勒律治說，憑著墻上的幾個點，可以掛起一幅心靈的掛毯。這給了趙柏田啟發，持續多年寫作現代中國的他，在錨定鐵路、外交、金融業、晚清以降知識人的精神流變之后，將筆觸落到了現代中國的工業領域。
對于非虛構寫作，趙柏田要求“每一滴露水都有其出處”，而同時身為小說家的他，又希望文本具備高度的可讀性。在《生死危城》里，他把主持內遷的科級官員林繼庸作為故事眼，將目光掃過更高級別的官員、實業家、工廠主、工人，以緊張的敘事節奏呈現戰爭爆發前后的內遷困境。
八十八年前，上海的實業家們或寄希望于內遷，或以為租界可保無虞，或主張前往香港，不同想法影響著各自今后的命運。最終，林繼庸主持工廠遷移期間，除協助搬遷國營的工廠外，上海的工廠共遷出了146家，機器和材料14600余噸，技術工人2500多名。趙柏田說，這些工廠和人，成了中國工業的火種。
趙柏田長居上海，在寫作這本書時，他常常會到老戰場遺址或者工廠舊址，盡可能地回到歷史的現場。上海老建筑還能找到舊時光的蛛絲馬跡，實業家的工廠換了一種方式活下去。
9月16日，在上海黃浦江畔的陸家嘴，南方+記者采訪了趙柏田，以下是對談內容。
寫上海工業內遷往事，就像打撈海底的沉船
南方+：“八一三”淞滬會戰十分慘烈盈策略，很多書籍也是直接寫戰爭。您為什么選擇從工業內遷的角度寫？
趙柏田：這個角度不是刻意尋找的，它是自動浮現出來的。好故事不是編出來的，是你發現的，特別是歷史寫作。好故事像海底的沉船一樣，等待寫作者把它打撈上來。
過去幾年，我做現代性的研究和寫作，從外交、鐵路、商業和金融、知識分子的思想和精神流變去切入，寫了不少故事。但我覺得有一個很重要的板塊，就是中國的工業化仍然沒有觸及。工業文明帶來了現代性的曙光，如果沒有這一塊的話，那么我對整個中國現代性的呈現是不夠完整的。
幾年前，我寫中國現代金融業，收集了很多上海實業家的材料。我發現，民國時期上海大大小小的銀行對實業有很大支持。當淞滬會戰爆發，那些工廠背后的人就動了起來，命運的齒輪也開始轉動?？梢哉f，在寫完上海的銀行家和現代中國的金融業之后，實業這一領域的人和事也漸漸地鮮活了。
蘇州河碼頭上的木船。成千上萬噸的機器就是用這樣的木船運到蘇州、鎮江，再換船，沿著長江運入內地的。受訪者供圖
這次遷廠改變了中國工業的格局， 1937年以前，中國內地的工廠非常少，幾乎沒有現代工廠。不要小看遷出的146家工廠和2500個工人，他們有許多留在了內地和西部，成了中國現代工業的火種。寫這本書，是為了讓今天的讀者看到，在民族危難之際，為了工業血脈的延續，曾經有這么一群中國人，作出了不屈努力。在書的扉頁，我引用了穆旦的一首詩《贊美》，就是為了謳歌這些內遷者的不屈意志和頑強生命力。
書是在2023年12月完稿，《收獲》2024年2期發表，我當時在《收獲》約寫的創作談里說，它是我寫現代中國的最后一塊拼圖。不過，之后我又發現，現代中國其實還有一塊更大的“拼圖”可能要去書寫，那就是科學。從洋務運動到民初，科學的概念和內涵發生了一個很大的變化，從最早的器物引入，發展到之后求真求知的理念的形成。
南方+：這本書的寫作跟您自身的經歷經驗有關系嗎？和書里很多實業家一樣，您是寧波人，跋里也提到您曾祖輩里有人曾經是工廠主。
趙柏田：作家選擇的題材、所寫的故事，跟他的生活環境和經歷有很大關系。寫作者進入文學世界的道路，永遠是離他最近的一條。所以我的早期小說寫南方鄉村，喜用兒童視角。隨著寫作履歷的增長，寫作題材和風格更加脫離不了經驗的影響。
我老家浙江余姚，是王陽明出生的地方，我生活了很長時間的寧波，又是很早就開放的五口通商口岸城市之一，文風和商風都很盛。這些人和事會自然進入到你的生活場域，成為你的生命和文學記憶。
因此，關于歷史的一切，王陽明、浙東學派、新文化、現代性主題下的中國往事等等盈策略，可能是我潛意識里本來就有的東西。我寫《生死危城》時，曾數次想起家族里一位前輩的故事，他原來也是一個實業家，也是一個小工廠主。
回到歷史現場：集一手資料，到遺跡現場
南方+：在寫作過程中，您如何確保材料的嚴謹性和敘述的流暢性，使文本可讀性高且不失真？
趙柏田：非虛構寫作已經到了建立自身美學規范的時候。非虛構的寫作倫理就是求真，大大小小的事件，包括人物的對話，都要有出處和依據，就好像每一滴露水都要有其來歷。這本書引用了大師檔案、報告、當事人的口述史、電文，出書后只有選擇地在文下加了一些引用來源。加注，表明的是我的一種寫作態度，那就是對你寫下的每個字負責，對歷史負責。
至于材料的選取，我主張要盡可能回到歷史的現場。回到歷史現場有兩種方法：第一種是親身到現場，去觀察地形地貌。但半個多世紀過去了，老戰場的遺址或者工廠舊址已經物是人非。如果你滿腔熱忱去找，希望能發現跟記載或者圖片對上號的東西，可能真沒有了。所以，更重要的，是去感受、捕捉歷史的氣息。
更重要的一個途徑，是去尋找與當事人相關的第一手資料。比如日記、書信、電文、檔案、口述實錄，還有回憶錄和后來學者的研究。中國傳統文人的習慣是用寫日志來記錄和反省自己的言行，留下了大量日記?；貞涗浻捎谝呀浉袅艘欢螘r間，可能有對事件的美化或者記憶的偏差。
寫作上，我是一個慢人，一步一步來。我會用比較長的時間去感受、去規劃、去收集。在收集和研究的階段，我會為筆下的題材、故事、人物建立一個資料館或者小型圖書館?；氐健渡牢３恰愤@本書，關于這次遷廠的歷史，我搜集閱讀了上百本資料。
寫書還是要讓讀者看得進去。有時候，我說我不是一個作家，我是一個敘事家，一個寫作家，研究用什么樣的敘事，來貼合筆下的人物和故事。
南方+：我對書里的一個細節印象深刻——因為炮火炸斷了電話線，張治中將軍從南翔指揮所驅車到江灣鎮了解情況，后面為避開日軍轟炸，他下車步行。途中遇到一個騎自行車的傳令兵，士兵問他，“怎么回事，現在司令也只能乘11號車（指步行）了？”這個細節很生動，更重要的是，它不符合長幼尊卑的傳統觀念，我們應該如何理解？
工廠林立的閘北區在劇烈的爆炸聲中升起了濃煙。受訪者供圖
趙柏田：我在張治中的戰場記事里發現了這句對話。一個士兵說出這樣的話，也能反映出當時戰場的形勢已經有點亂了。他言語里面既有一種無奈，也有對長官的調侃和反諷。如果整裝待發、士氣高昂，一個士兵不太可能說出這樣的話來。透過這種無奈，我們會發現，在這場血與火的戰場的絞殺里，無論是將軍還是士兵，每個生命都是脆弱的。另一方面，從文本上來說，像這樣的一句不經意的話，會帶給全書生動的氣韻。
人，終究抵擋不過時代所造的勢
南方+：您寫這本書有沒有遇到什么瓶頸期？對主線人物和群像人物的選擇有什么特別考量嗎？
趙柏田：主要是一手史料太欠缺。我在上海檔案館和圖書館找了一些關于工廠內遷的材料，但所獲不多。后來，我找到了著名歷史學家張朋園主持的口述史《林繼庸先生訪問紀錄》，在此之前，內地有關林繼庸的記載幾乎沒有。林繼庸是立起這本書的脊椎骨，在上海民族企業內遷方面，他是一個靈魂性的人物。如果沒有林繼庸這個第一當事人的訪問紀錄，這本書是沒法寫的。這本訪問紀錄讀起來很枯燥，但它實打實地說、有一說一，符合我對歷史的求真態度。
主持上海工廠內遷工作的林繼庸，是資委會的一個科級官員。他是廣東香山縣人。受訪者供圖
戰爭爆發了，生活在這座城市里邊，無論你是大企業主、小工廠主，還是工人，命運都改變了，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方式去應對。基于這樣的考量，寫人物的時候，我選擇了不同身份、不同結局的群像式人物，既有無錫榮氏兄弟、寧波幫的鋼鐵大王余銘玉，也有商務印書館當家人王云五，小工廠主沈鴻，還有寄希望于租界的嚴裕棠。
南方+：您在跋里寫“人，終究抵擋不過時代所造的勢”，這句話應該怎么理解？會不會太過宿命論？您會用歷史的眼光打量當下嗎？
趙柏田：人是被時代塑造的，成與敗，都由時代塑造，這個是歷史的經驗。這不是宿命論，這是歷史和命運的一個事實。
我不會用歷史的眼光去打量現在。對于藝術家來說，歷史可以成為審美的對象。作為歷史寫作者和研究者，歷史是認知和求真的對象。歷史所包含的教訓與經驗非常深刻，但我們很難把這些教訓和經驗移用到當下，這樣做無異于把歷史工具化、功利化。我覺得歷史應該培養的是更加通達的人生態度，更加智慧的審視目光，以及更加開闊的胸懷。
南方+記者 張晉 朱紅鮮盈策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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